【七律】王实味（Op.718)（普通话韵）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目标与责任。——王实味《休息》

青春革命向光明，却被延安控噤声。

自是衣食分五等，终非苦乐共一同。      

心头热血浇残梦，笔下香花染秽腥。

党史从来多冤案，空怀理想化悲风。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为革命奔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主要因为其撰写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于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宣扬“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因此在写下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起冤假错案。◎王实味在杂文《野百合花》中批评等级制度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而此种特权等级制度正是当今腐败的历史渊源。

 

【七律诗律定格】平起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韵）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附录】

王实味《野百合花》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 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 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 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 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 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 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 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６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 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 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１２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 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
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 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 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 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 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 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 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 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 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 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 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 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 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 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 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 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 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 “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 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 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 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 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 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伕（我不敢写“炊事员”， 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 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 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 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 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 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 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 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 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３月１７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王实味:《野百合花》招来的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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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是建国前第一个因为写文章而蒙难的人。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野百合花》。事情已经过去快60年了虽然以后也发生过类似的文字狱但现在来看 王实味因为一篇文章而招来杀身之祸的过程仍然觉得触目惊心。它赖以发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值得人们思考。同时这一事件也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一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人文关怀的目光中日渐显示出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光芒。

一个书生为何投奔延安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横川。1923年秋考入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的英文系——这使人很容易想起他的校友、10年后也在此 校历史系就读的当代杂文家邓拓他们后来的遭遇极其相似——王实味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河南省邮政局的邮务生待遇是月薪30块银 元。一年后又因不能忍受洋人的施舍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1925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 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目标与责任。”

北大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这里聚集了中国的一代精英。和王实味同班的有王文元、胡风等人。王实味仿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他思想开阔追求 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春在北大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期间北大党支部又吸收两名新党员:来自湖南的李芬、刘莹。这两位女性此后与王实味的生活发 生了重要的关联。20岁的王实味很快爱上了沉着、刚毅的李芬不断写情书要求约会。哪知已经遭受一次爱情挫折、立志不再结婚的李芬就把此事报告了党支部 书记段纯。王实味当然不听段纯的劝阻在大吵一通以后以“无组织无纪律”为由被开除出党。

王实味脱离了组织离开了北大又投入茫茫人海中。1929年初衣食无着的王实味来到了南京借住在北大同学曹孟君家里。正遇上从湖南赴上海寻找 党组织的刘莹也来同学曹家做客。刘莹沉痛地告诉了王实味好友李芬在家乡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处死的经过令王实味唏嘘不已。此后不久王实味与刘莹先 后抵达上海。1930年元月二人结合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候刘莹一边读书一边做地下工作两人的生活费只能靠王实味爬格子、卖稿子了。王实味对刘莹说:“父亲年迈我要努力写作先挣一笔钱送回家给 父亲攒起来做养老金。这样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时再考虑入党了无牵挂、一心一意地为革命工作。”几年中王实味翻译了都德的《萨芙》、高尔斯华绥的 《福尔赛世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等5部世界名著分别编入“世界名著”和“世界文学全集”由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出版约 100多万字。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王实味曾得到过徐志摩、张天翼、鲁迅等人的帮助。

王实味生性狂傲尖刻在上海没交几个朋友。他曾将一部书稿寄给作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的胡适可是连写两封信也不见胡适回音1933年1月11 日就给胡适写了第三封信说:“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胡博士 不采这一套过了4个多月即5月30日回了一信:“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靠名人推荐的路堵死 了而出版方面也遇到了麻烦。有一次王实味送稿到中华书局在交稿之际他发现自己上次交来的译稿被一个姓钱的编辑改动了王实味说编辑不懂装懂跟人家 大吵一通当场拿回书稿撕碎长期出版合同拂袖而去。不消说这个较稳定的译书铁饭碗也砸了。

王实味开始寻找新的职业。1936年春王实味来到河南省开封省立女中任英文教员。课堂上王实味对蒋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进行激烈抨击。当身为共产 党员的教师阎有训被国民党宪兵抓走后王实味气愤异常他对学生们说:“这样的政府即使日本人不来也会垮掉的。”1937年5月王实味经过组织考 验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莹也带着儿女来到丈夫身边。

“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王实味积极投入抗日宣传活动。他在开封报纸上撰文号召学生走向抗日并创作了抗日剧本亲自参加排练演 出。那时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已成为公开的潮流王实味和刘莹商量也要去延安投入火热的生活谁料想此次与妻儿的生离竟成死别。他找到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范文澜范立即给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的学生写了一封信这位学生把他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好了去延安的手续。

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这一年他31岁。

现在看来王实味如果投稿顺利能够凭稿费养家糊口他也不会离开文化发达的上海。不离开上海他也不会在开封当收入稳定的英文教员。不当教员他也不一定受到抗日大潮的激荡而只身投奔延安。人生的转折与命运渊薮往往就在一瞬间。

王实味为何要写《野百合花》

到延安后王实味被分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调到出版局从事翻译马、恩、列宁原著的工作王实味深厚的外文功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在编 译室4年的时间里王实味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什么是革命之友》、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等理论著作。这些书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而且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 印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曾给夫人刘莹写信谈到延安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自己工作的顺利催刘莹赶快动身到延安来。无奈刘莹因身孕打胎出现问题病体 折磨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

王实味如果沿着翻译马列著作这条路走下去也还是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但他是一个受“五四”民主、科学思想熏陶的人他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看待延安的社会事物为纯真的理想所驱使这是他思想认识的基础。这样一来王实味以后的“不俗表现”便顺理成章了。

王实味调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是他停止翻译生涯从事杂文创作的开始。他以自己固有的目光观察和衡量着延安的一切某些情愫激起他对故人 的怀念——这就是他在北大时期曾经狂热追求的女共产党员李芬。李芬已于1928年7月25日在长沙被敌人惨害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因此为了怀念她也 为了抒发心中的块垒他决定写文章。于是以《野百合花》为总题分两次刊发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解放日报》由丁玲主持的文艺副刊上。他在 文章里深情回忆了李芬壮烈牺牲的情形说:“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 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 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麟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

文章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的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这与“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极不和谐;把干部待遇 上的某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把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视为普遍现象;把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 处乌鸦一般黑”……。

就在3月23日《野百合花》刊发完毕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以言论为主体的壁报《矢与的》副院长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 的”。这些文章还贴在棉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范文澜陪着王震来看壁报这位将军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 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的当晚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当时毛泽东就挑灯来看壁报他对前来陪同的中央研究院的领导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 义是很好的教育教材。”并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毛泽东意识到延安思想文化领域内斗争的尖锐性而且波及到更深的层次。因为在这不久丁玲也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杂文《三八节有 感》慨叹青年女性来到延安却“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的“落后悲剧”。王实味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认为揭露黑暗是好事“因为黑暗消 失光明自然增长。”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王实味参加了会议。接着开始延安整风他们受 到严厉的批判。

批判是如何升级的

平心而论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言辞比较激烈思想有些偏激但也揭示出了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他们敢讲话的勇气得到大家的认同。但它毕竟为延安的主流意识所不容引起的不满和批评是很自然的。

先是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批评:

4月7日齐肃的《读〈野百合花〉有感》;

5月19日杨维哲的《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

5月26日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

6月1日蒋南翔的《论“等级制度”》;

6月9日范文澜的《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

6月16日周文的《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

6月24日艾青的《现实不容许歪曲》;

6月28日温济泽的《斗争日记》;……

这些文章在文艺和思想范围内对王实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当初将王实味介绍到延安的范文澜在文章里说:“王实味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他的思想意识 却集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劣根性之大成。……尤其危险可惊的是王实味同志意识中含有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王实味同志如不心服请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但对报纸上这些批评——无论对他文章还是对他本人的批评生性狂傲的王实味却拒不接受。他对范文澜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 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1942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与报纸批评相配合的是会议批评和个别谈话。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连续开会艾思奇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李维汉等针对某些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系 统地解答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批评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会连续开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上曾找王实 味多次谈话希望帮助他认识错误。胡乔木也和王实味谈过两次写过两次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 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 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转引自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 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王实味最初不接受这些劝告拒不参加会议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温济泽:《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 6月28日)。这样便激起中央研究院和文艺界同志的义愤。发言者认为王实味的文章和一般的思想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对党、对革命工作中的缺点提 出批评的范围。

促使对王实味批判升级的是1942年6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文艺界会议做出了批判王实味的决议。《决议》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建 议边区文抗开除他的会籍。接下来便是火药味很浓的批判。丁玲虽然因为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也作了检讨;但她批判起王实味来却毫不留情而且第 一个提出王实味“反党”。她在6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或立场、态 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丁玲表示:“马马虎虎的 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7月28日、2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 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认为:“他的文学见解和他的老祖宗与托洛斯基一模一样……都是有意提倡托洛斯基的也是一般资产阶级历来用以骗人的 捕风捉影的抽象概念借以搅浑我们同志的思想好去上他们的圈套。”

注意随着批判的深入王实味头上的帽子除了“反党”外还有一个“托派”。“托派”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30年5月份在上海时王实味的老同 学王文元让他帮忙翻译了一叠稿子等到稿子译出来王文元来取时王实味才知道是《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此时王实味已脱党两年他既不了解托某更不 知道他的老同学王文元已加入了托派组织。这一点他已在1941年向组织上交待过。这次批判王实味又有人提起这件事。王实味对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宣教工 作的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戴煌:《李之琏与温济泽 之再见天日录》)。

但康生不管这一套。康生当时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1942年又被委任为整风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坐镇和“指导”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 判。他除了认定王实味是“托派”外还接着追查与王实味有接触的人。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夫妇受到了审问将这 4位同志连同王实味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在康生等人的谗言下毛泽东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丁玲 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不同声音没能阻挡悬空利剑

很显然在延安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特别是康生的直接插手下批判王实味的运动很快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但在批判升级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当“顺风旗”也还有主持正义、敢讲真话的人。尽管这声音是微弱的。

负责中央研究院宣教工作的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 天这位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建国后温济泽曾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曾受当事人李维汉的委托多方联系奔走为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作了大量工作。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书《王实 味冤案平反纪实》。

为王实味鸣冤叫屈的不只温济泽一人。作家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工作在“文抗”王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在批判升级时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 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到萧军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能看在萧军的面子上从轻发落。萧军认为自己和毛泽东关系不错就答应了下来。想不到 登门找毛却碰了钉子。毛泽东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的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听了毛泽东的话 就不再过问了。过了不久萧军被通知到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大会。看到不让王讲话于是萧军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这引 起有些人不满向萧军提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萧军大怒专门写了一份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明事情经过阐明自己看法他把这份材 料取名为《备忘录》。1942年10月9日延安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那份《备忘录》当 即就王实味问题展开了论战。后来还是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劝解才收场。

然而对王实味的批判和处理不会因为少数人的反对而停止。不同声音抵挡不住高悬在空中的利剑。

1942年10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党籍。

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

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写了有错误倾向文章的丁玲等一些人和王实味一样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们都很快转向作了检讨并反戈一击批评揭发别人组织 上也就宽恕了他们让他们过了关。唯独一个王实味不肯承认错误而且态度强硬。他始终坚持“自己所要走的路”坚持“文艺的独立性”面对攻击和诬蔑毫不 屈服。因而批判也就不断升级。王实味如果像其他人那样精明一些或听进一些劝告情况恐怕就不一样了。但王实味有着知识分子那种可爱的幼稚、可怕的固执、 可敬的骨气宁肯掉脑袋也要守住他的理想阵地和精神家园。但事情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王实味毕竟是孤立的他在政治机器面前无能为力他的坚持和 意志在一年多的强大攻势中终于被摧垮了崩溃了。

1943年8月13日王实味在狱中交出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坦白书自己给自己开始扣帽子:“我在托派统一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托 派上海沪南区区委书记……”云云。这种“胡说八道”或许是在高压下“过关”的最好办法也是审查机关期望的最佳效果。定王实味为“托派”有了进一步的“证 言”。次年的5、6月间监禁中的王实味获准与中外记者见了一次面“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的情绪是恐惧。他重复地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 应该被处死。我应该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有记者在文章里这样报道说。看来经过无数次的打击和折磨昔日的北大才子、青年翻译家、杂 文家、狂傲不羁的王实味早荡然无存矣。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王实味怎样处置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

1947年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悬在王实味头顶上空的利剑晃动5年之后终于悄然落下。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造成王实味被杀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可怕的“反革命托派”罪名和极端的专制权力而不是一篇文章;但他的那篇文章《野百合花》的发 表所惹起的批判升级却导致了形势的混乱和王实味政治上的被动从而埋下了杀机。王实味在出版局从事编译工作的4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写过杂文也没有人提 出过他的“托派”问题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在批判升级、矛盾混淆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头脑发热宁左勿右敢于上纲没问题弄出问题小问题弄 成大问题;而作为被批判者却被动挨打孤立无援丧失权利有口难辩。本来是思想文化或学术范围内的问题却往往弄成阶级斗争、敌我矛盾。这是一种规律。 从王实味一案的发生发展过程看招来杀身之祸的渊薮便是他寄寓深情的、“山间最美丽的”《野百合花》。

对王实味的“再批判”

王实味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野百合花》而获罪又被戴上几顶可怕的帽子直至蒙冤黄泉一了百了。但他屈死的灵魂并没有得到安宁。

1958年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已发配到北大荒的丁玲、已在10年前入土的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毒草”进行“再批判”。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第2期刊出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丁玲的《三 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冯至批判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严文井批判罗烽的《还 是杂文时代》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的各篇原作。毛泽东对该报按语作了修改他指出“这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 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的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 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奇文共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等人的再批判》。

这组批判文章作者之著名版面之集中锋芒之犀利重视之具体都是前所未有。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已被批判过的这几个人拉出来特别是让已被秘密处决10年的王实味重新浮出水面搞一次“再批判”呢?这除了他信奉“斗争哲学”、“过几年来一次”外还与王实味的“特殊性”不无关系。

反右运动中的1957年9月周扬发表了经最高领导审阅过的名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再批判”:他认为丁玲在延安发表《三八节有感》就是“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

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文章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材料除了翻印丁玲、王实 味当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附录又翻印了那时期国民党炮制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而且中国作协在这份材料的“编者按”中特别提 到:“这是本反共宣传品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案中从胡风家中搜查出来的。”对中国作协来说找到这本材料很容易这里特别提到出自“胡风家中” 其暗示性也是明显的。

据有关人员回忆正是中国作协印发并上报的这份材料引起曾高度关注过王实味事件的毛泽东的注意批示重新发表并批判当年延安这批“毒草”。于是 《文艺报》立即组织了一批“名家”的批判文章并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加上“编者按” 迅速报送在南宁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毛泽东把冗长的标题改为《再批判》并对按语作了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毛泽东看到的这本《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确是一本“反共宣传品”。王实味最初引起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注意是在他们阅读了范文 澜、周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之后:“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进而推测“王实味为共产党中一文艺作家且颇 有相当地位与号召力。”于是收集了丁玲、王实味的杂文以及《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类似批评性文章找了几个文人采取断章取义、捏造歪曲的手法撰写了诸 如“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等材料编成一本小册子上报中央调查统计局。1942年9月这本小册子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所属的统一出版社出版书名 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四处散发以此作为攻击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黄昌勇:《〈野百合花〉如何被国民党利 用》)。

 

国民党不仅利用《野百合花》反共而且还在1944年造谣说王实味已被“枪毙”并派人在西安“大开追悼会”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向国民党政府谈判 条款中加上一条:“(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 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广告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1944年5月15 日)。

事实是王实味1942年10月23日被开除党籍11月被隔离1943年4月1日被逮捕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活。秘密处死是1947年的事。国民 党抓住延安对王实味的升级批判造谣添乱显然对边区工作不利也令毛泽东恼火。以致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 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王实味事件造成的影响在毛泽东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所以 当他看到中国作协提供的关于王实味的“反共”小册子时引起的高度注意也是很自然的。

“毒草”成为香花

王实味31岁投奔延安一直到死也没再见到他的妻子儿女。现在看来在那样的处境中刘莹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延安和丈夫相聚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

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人团聚的日子。1978年72岁高龄的刘莹从广播里听到了王实味已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 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的消息怎么也不相信。她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制造的千古奇冤。就给当时的经手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写信要求重新审 查王实味的问题。1983年夏刘莹又只身来到北京申诉。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 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 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凡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 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1984年李维汉病危就把为王实味平反问题托付给另一个当事人温济泽。1986年经过艰难的努力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 的帽子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同志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 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当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决定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的时候他55岁的儿子泪流满面。

随后陆续出版了《王实味文存》、《王实味文集》、《王实味全传》以及《野百合花丛书》系列收入了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籍和文章。“野百合花”终于又成为香花。

还我一个王实味”
——《野百合花》发表66年祭
［云南］陈志鹏

 

 

一、“还我一个王实味”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云南和平起义，时任保山县由旺区（后为第四区）的区委书记赵玲同志是地下党员，按照革命老区模式，区委所在地 的由旺街，成立了农会、工商会、青年会、妇联会、儿童团。10岁冒头的我成了儿童团的一员、欢庆翻身解放的歌舞中，最响亮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由于旧社会备受剥削压迫家境贫寒，靠助学金读了师范，岁月履痕中日益感悟，在这支歌的后面加了两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也没有我温暖的小窝”。 入党时，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心悦诚服地坚信不疑，以之律己戒人，始终恪守。
　　入党后离开教学单位到区里任区委宣传委员兼文教助理，不久又调县报任主编，到县委宣传部分管文化教育……一直在意识形态战线摸爬滚打30多年。
　 　阴错阳差的历史老人使我“误入岐途”，成了业余文学习作者。在边寨山乡文化教育滞后的夹皮沟，服从组织安排我不能不肩起文化工作，为兴趣也为工作，自己 写还要指导别人。为了不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努力学习。1951年批判《武训传》我还在上小学。1952年我进入保山中学附属师范部成为初师一班学 生，1954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我循着《人民日报》编者按理解；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我如坠五里雾中，我钦敬的包括 全国和云南的一批名作家成了“右派”……百思不得其解而潜心毛主席著作，企盼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又读。不敢说倒背如流，至 少是熟读在心。涉及文化工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学习和时局》等名篇反复研读……
　　建国以来涉及文艺的历次运动，大到反胡风集团、反右斗争，小到评《红楼梦》、批“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报刊上连篇累牍提到延安时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下简称《野》）的批判文章，往往认为是 “大毒草”。
　 　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的性，1945年党的七大肯定，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重申了的。不仅关系文艺创作，也涉及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因 此不能不探索它“为什么毒”？“毒到什么程度？”与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有什么关系？几十年中寻寻觅觅，我跑遍县城到省城的图书馆找不到 原文。疑团一直缠绕大脑。
　　1980年在中央党校学习，讨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时，一位1922年入党的前辈发言石破天惊：“1949年酝酿成立 中国文联，毛泽东同志审查筹备成员名单时问：为什么没有王实味？听说他被误处，怒不可遏：‘还我一个王实味’，为此我循踪追索。中央党校图书馆馆藏书刊卷 帙浩繁，经说明原由，党校文史教研室主任魏晨煦特批，我先后借了几十本有关资料。
　　我如饥似渴先认真阅读原文，反反复复，怎么读也读不出王实味 《野》文中的“反党”气味。自责理论功底浅思想水平低，于是解读《毛泽东选集》，把《野》发表前后毛主席的有关文章，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 股》逐一细读并将两者的思想主脂对照，仍然嗅不出王实味的反党“气息”。
　　向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冯牧前辈请教。蒙他引见，在木樨地冯部长居室的隔 壁，拜见了温济泽前辈。1929年入党的温老曾与王实味同在一个单位，是历史的见证人。蒙他悉心赐教，并赠给他写于当时的《斗争日记》和写于80年代的 《王实味平反纪实》和《再谈王实味冤案》以及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李维汉   的回忆录。不久联系到在二汽工作的王实味独子王旭枫，蒙他惠赠了其母刘莹著的《沉痛的诉说，无限的思念》和凌云同志著的《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
　 　当电话拨通湖北十堰市二汽王旭枫同志时，他想不到西部边陲还有人想起蒙冤去世近60年的王实味，大出意外地表示感谢后特别提醒：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触雷 以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心头余悸露于言表。他大约把我的意图禀告在一旁的母亲，90高龄的王莹女士接过话筒泣不成声地哽咽着说：往事不堪回首，好在春风 化雨，党中央英明正确，实味彻底平反昭雪，连我这个老太太也落实了政策享受到离休待遇。
　　经王旭枫帮忙，同济大学教授黄勇昌，惠寄了他著的《王 实味传》和《王实味文存》。仔细解读、反复品嚼，再三请教温老，查阅了一批相关书刊资料终于拨去阴霾，拂去尘埃，解除了心头疑团看到了事实真相，王实味冤 案虽已有历史结论，然而悲剧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历史，并烛照了建国以来的历次有关文化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创作 实践——尤其是随笔杂文不无教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现实和未来，意义深刻而广远。于是决心将其理出个轮廓，尝试研析其经验教训，律己诫人警后世。 虽属一孔之见，即使是谬误成为反面教员也似乎能给人以些许殷鉴。

 

二、小荷初露遭钝锉

 

　　识文须识人，识人须理根。
　　翻阅众多资料——特别是王实味的同学同事的回忆，当时参加整风者的见证文章。 鲜活的王实味在我眼前交错，忽而是循规蹈距的翩翩少年，忽而是青衫长袍伏案疾书的学者，忽而象只驯服的羔羊，忽而是一头愤怒的狮子，忽而是谦谦君子，忽而 怒目金刚，总印象是风流倜傥的狷介之士，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羽扇纶巾道貌岸然腹藏玄机．．．．．．认真研究其短暂而含冤的曲折人生历程，细读其并不多的十 多篇有关文艺的论文和小说、随笔杂文，特别是使他获罪蒙冤的《野》文，客观事实表明，他够得上是五四以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疆场上荷戟持戈冲锋 的一名战士。
　　1906农历3月12日，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有中州之称的河南省豫南大别山腹地古城潢川。苦孩子出身的王言 炳，经十年寒窗攻读，于清光绪17年——公元1891年金榜题名中了举人，他未入仕门谋官，21岁的他选择教书育人当了私塾先生，娶妻连生两男，这一年又 得贵子，取名思祎，字叔翰。成年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曾用笔名诗徽、石味、石巍、诗味、实薇，到延安按革命工作需要化名实味。
　　多子多福为荣的年 代，王言炳又得了三子一女。靠私塾微薄收入维持大家庭生活，因吃口日增入不付出生活逐渐拮据。“王举人”却仍乐善好施，在家乡创办了个福利院，尽绵薄之力 抚养鳏寡孤独残疾无依靠者，为人刚正清廉，深孚众望，被四乡民众称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他培育子女不遗余力，除两个女儿外都不同程度受过文化教 育。王实味的大哥王思佑，1938年9月惨死在日寇屠刀下，二哥王思祥，师范毕业终身培桃育李，1979年病故。四弟王思祚，中共党员，长期以报社编辑身 份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抗日战争中被敌特杀害于河南驻马店。五弟王思禧当工人到退休，六弟王思贤从教育岗位上退休。
　　之所以罗列这一串，是温济泽 前辈的《斗争日记》中记有当年批判王实味时，有人联系他的出身，称其为“小贵族”，用反动的血统论，寻找他的“错误”和“反动”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 源”。其实王家田无一亩，地无一垄。然而这种封建糟粕不仅在当年革命圣地延安的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殿堂得以容身，且幽灵般地在中国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历程中游 荡，往往成为斗争的一种长满锈斑却长用长新的武器，有时甚至成为判定一个人生死存亡的法尺，“文革”中登峰造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 实，王实味家的境况无声的作了驳斥，由此可窥见王实味含冤之端倪。
　　潢川文化的特质是荆楚文化的骚狂与中原文化的雄傲交集。纵观王实味漫漫的人生路，可以说是因承袭了家园楚汉文化的骨血，诗书耕读家教传统的熏陶，构成独特的禀赋而被某些人视为狂人、怪人，因而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中注定了他生命之花的悲剧而过早凋谢。
　　五岁丧母的巨痛，在王实味脑中种下了抑郁、孤傲的情感种子。虽有继母与姐姐的关怀、抚育，过份的自尊自信成为他性格中的双刃剑，一面是蒙童时期就随父习读四书五经聪颖过人的正数，一面是消极的负数。
　 　8岁的王实味于1914年春天入潢川第二高等小学，进校就插班三年级，被誉为天才。1918年以优异学绩考入设在潢川的省立第七中学，以勤奋好学正直朴 实的品德操行受到师长厚爱，幸遇有进步思想的校长陈辉武、总务主任吴丹坤，在他们的指导下，读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中萌动着新的境 界。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辐射到潢川，13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王实味，与同学一齐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抵制日货。
　　这次火热 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启迪了他的民主、平等、博爱和科学理念，长出了两株幼芽：一是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大歌王思佑，自制一台木制织机，织布平价卖给百姓。 虽然幼稚却茁壮可爱；一株是冷眼对权贵，爱心予贫民，在家庭生活日下的境况中，极力要求父亲收养无依无靠的族弟王言超、族侄王思严等人。这事有王立志写的 《叔父王实味的青少年时代》为证，论文见光州文史资料《王实味专辑》第19页。今天读来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中学时的王实味，从不与纨绔子弟交往，挚友都是贫苦好学者，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徐智雨、戚宇凡是潢川县共产党组织的首创者。之后到山东工作他们成为密友，当然后来也受到王实味的无端牵连而蒙冤。
　 　与后半生命运千丝万缕的关系，缘于他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孟昭瓒的回忆录《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台湾 《中外杂志》1978年第33卷第6期）与《河南大学校史》记录，此类学校创办于1912年9月，是专门培养留欧美预备生学校，全国仅3所，另二所是北京 清华学校、上海南洋中学，学制5年。
　　王实味中学时英文功底扎实，顺理成章考入。
　　可惜时运不济，三年后，江河日下的家庭无法提供昂贵的学费。他第一次尝到失学的滋味，面对要自力求生的严酷现实。
　　皇天不负苦心人，适值英国人设在河南的邮政管理局公开招收员工。薪水很高，月薪邮务生28块银元，捡信生16元，考试科目是中英文作文和英语会话。为了生存，王实味不得不中断学业，不情愿地报考。王实味名列榜首当了邮务生，开始了人生社会舞台的第一步。
　　王实味被分配到驻马店邮局当邮务生，分在掛号处工作。领着令人羡慕的高薪，却对洋大人居高凌下的训斥反感，对低眉顺眼、奴颜媚骨者嗤之以鼻，他不愿低下高昂的头。工作的同时刻苦自学，他把每月的薪水寄4块大洋给父亲，6元消费，18元积攒，准备升学深造。
　 　一年多邮务员的经历，他不再是靠家庭供给上学的孩子，而是需要自己设计自己，自己负责的人，标志着他少年生活的终结，预示着自己给未来人生定型，理想、 志趣、个性特征集中孕育。为了对严酷现实不满，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这一切，1925年王实味在其由11封信缀成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5年后由徐志摩 将其编入自己审编的《新文艺丛书》第8种，由新中华书局出版）作了生动的记述。虽是托名黄秋涵与实薇的通信，从中透露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境况。
　　其中一段如烈焰腾空：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玷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惟一目标与责任。”
　　“我们要做个积极的革命者，做个破怀现社会的战士和建设新社会的工程师，去造成个天国的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子孙。”
　 　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实味阶级差别认识的萌动，我却觉得是他幼年贫苦生活的体验，是他对邮局里洋人和唯洋人马头是瞻的奴相以及等而下之的人际关系的揭 露和鞭挞，是他在《野百合花》中“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积愤蓄聚。寄寓着对普通劳动者的满腔同情，对骑在民众头上颐指气使、骄奢淫逸的控诉。表达了摧毁 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愿望和意志，体现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品格。
　　1925年夏天，他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极端重要的台阶，他慧星般划过长空又在瞬间跌落。因为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命运轨迹的几个人。
　 　他所在的小班里，有两个人关系密切，一个来自湖北，30年代成为中国左联干将、建国后惨遭冤屈30年的著名作家胡风。另一名是后来中国托派主要成员之一 的王风西（王元文）。不久，认识了同是河南（洛阳）人的校友陈其昌（又名陈仲山、陈清恩），陈其昌了解王实味的情况后，向他推荐《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 义著作，经过近半年考察，1926年1月，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读过鲁迅先生去世前夕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读者 都会对其略知一二。/然而当时他是积极的共产党员，王实味没有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地想到他会成为中国托派的主要骨干。
　　入党，在王实味面前打开了一片理想的天光，他理想中的乌托邦从此有了真切的定位，有了人生信仰，有了政治理想，不再是匹马单枪面对一切，不再有那么多的苦闷和仿徨。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大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但当时北大的中共支部是在1921年原中共北京支部基础上成立的，是北 京惟一的党支部。党员仅有几十名，整个北京地区也只几百名。每个党员都负有